法律自保與專業處遇平衡策略
在現行司法與社福體制中，個案管理師（下稱個管師）陷入了一種極具危險性的「身分雙重性」困境。當涉及刑事責任判定時，司法實務傾向將個管師視為「授權公務員」，使其受最嚴苛的《貪污治罪條例》規範；然而在行政保障上，個管師卻僅被視為不具正式身分的「約聘或計畫人力」。這種「權利與責任」的嚴重不對稱，構成了實務工作中的結構性風險。
理解自身的法律地位，並非為了規避責任，而是為了在「法律防護傘」極其薄弱的現況下，建立起有效的防禦基線。
本報告針對我國毒品犯處遇新設「個案管理師」職務是否具有決策者功能進行分析。研究發現，現行國內相關法規並未明文授權個案管理師具備資源分配或處遇計畫最終核定等決策權，其職責多以協助推動個別化處遇計畫和銜接社區服務為主[1][2]。國外類似角色（如美國觀護官、英國假釋管束官等）雖享有一定裁量空間，但實際重大決策通常由司法或專責機關決定[3][4]。因此，國內個案管理師現階段偏向執行與協調角色，缺乏獨立決策權。建議短期內先明確職權邊界與工作流程，加強專業訓練；中期研擬將此職務法制化、納入公務人力編制[5]；長期評估是否賦予部分授權或資源控管功能。以下全文詳述研究過程與結果，並提出具體建議方案。
官方模式（科學實證毒品犯處遇模式）以實證研究為基礎，參考美國NIDA等機構原則，強調「監禁處遇結合社區治療」的連續性復歸理念。官方模式將藥癮視為一種可治療的慢性腦部疾病，需長期且多面向介入。其設計邏輯植基於風險需需求原則（RNR）和NIDA所訂13項原則，包括治療須延伸至社區、治療時間須足夠、評估是起點、處遇個別化、將復發視為治療契機、司法與治療合作等。因此官方模式著重跨部門整合資源，從監所內個別化處遇計畫開始，銜接出監後的醫療、就業、社福支持，提供涵蓋成癮心理、家庭關係、職業訓練、法律教育、健康復健等「七大面向」的課程。其目標是在無毒環境中逐步強化收容人的復元動力與技能，並於出監後持續提供支援，降低再犯及復發率。
本模型以案例公式 (case formulation) 的 五 P 模型為核心，結合證據導向評估 (EBA) 與「風險-需求-回應」(RNR) 原則來統整監禁內治療與社區復歸照護。模型涵蓋監內、出監前、出監後 0–3 個月、出監後 3–12 個月等階段，並以四級復發風險分流為基礎，為不同風險等級的個案提供適切的介入強度與追蹤頻率。模型強調臨床實務操作性，每個決策節點均明確界定資訊提供者、判斷形成者、決策拍板者與對應行動方案，確保團隊各司其職。以下將詳細說明模型內容。
「個案概念化」（case formulation）是本模型的理論基礎，它強調以個別化方式綜合分析個案的生理、心理和社會因素，並隨治療進展動態調整對復發風險的評估。透過系統性的個案概念化，臨床團隊能蒐集豐富資訊，了解導致個案物質使用的起因、誘因、維持因素以及保護因素（即所謂“五個P”：現行問題、易感因素、誘發因素、維持因素、保護因素）。這種全人觀點使治療人員能從多角度剖析成癮問題的複雜性，並據此制定針對個體需求的介入策略。重要的是，此概念化過程並非一成不變，而是隨著個案狀況的改變持續更新，強調動態風險評估和彈性調整治療計畫，以即時因應復發風險的升降。個案概念化為團隊提供共同語言，讓不同專業能在同一框架下討論個案，確保評估與決策過程以個案為中心並具有理論一致性。
專業指引：從行為跡象還原真實心理動態
在高度安全管理的矯正環境中，受刑人拒絕配合評估（如拒絕填寫自述量表、拒絕安全計畫）往往被一線人員視為溝通的終點。然而，從臨床風險管理的視角來看，「拒絕」本身即是最高價值的臨床數據。當個案封鎖了「主觀敘說」的管道，心理師的職能必須從「臨床合作者」轉化為「行為偵查」。
不配合行為通常呈現三種核心樣態：拒絕簽署法律性質文件、拒絕針對風險議題進行實質對話、以及拒絕參與自我保護計畫。當語言失去效力時，評估重心應立即轉向側接資訊 (Lateral Information) 的整合。臨床心理師必須系統性地彙整來自戒護人員的觀察、同儕及友的反饋、以及家庭聯繫紀錄（如見面談話、書信往來紀錄）等外部資料，藉此還原個案在偽裝背後的真實心理動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