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七篇一路談下來，我們其實一直在回答同一個問題：
當一個藥癮者從司法、矯正、醫療一路走回社區，怎麼做，才能讓他的Recovery不因為換了一個制度就重新開始？
我們先看到，臺灣並不是沒有服務。
我們有司法處遇、觀察勒戒、強制戒治、緩起訴附戒癮治療、監獄科學實證個別化處遇、藥癮醫療、毒品危害防制中心、社區復健、就業與家庭支持。
真正的問題是：
這些服務能不能形成一條連續的Recovery Journey？
這也是TIARP——Taiwan Integrated Addiction Recovery Platform，臺灣藥癮復元整合照護平台——真正要處理的問題。
前一篇〈共同評估不是大家做同一份評估〉中，我們提出了TIARP的共享臨床邏輯：
Shared Assessment→ Shared Formulation→ Shared Recovery Plan→ Role-based Intervention
不同專業不需要做相同的事情，但需要知道：
我們正在理解同一個人，
朝向同一個Recovery Goal，
並且在各自的位置完成不同任務。
問題是：誰來維持這套共同理解？
前一篇〈從轉介到 Warm Handoff〉談的是：
如何讓前一個系統在放手以前，確認下一個系統已經接住。
但即使完成了Inreach、Warm Handoff與服務銜接，仍然可能發生另一種形式的斷裂。
監所心理師認為，個案最大的問題是情緒調節與復發風險。
精神科醫師認為，需要先處理ADHD、憂鬱或其他精神共病。
毒防中心個管看到的是沒有工作、家庭衝突與居住不穩定。
社工關心的是家庭功能與資源缺口。
就業服務系統則把重點放在工作技能與職涯安排。
每一個專業看到的可能都是真的。
假設一名即將出監的藥癮個案，已經完成出監前準備。
監所提供了醫療資訊。
毒品危害防制中心收到通知。
社區醫院也有可以承接的門診。
個案手上甚至已經拿到聯絡方式與預約日期。
從行政紀錄上看，這個案似乎已經「完成轉介」。
在前一篇〈制度穩定不等於 Recovery〉中，我們談到一個重要問題：
一個人在制度裡表現穩定，不代表這份穩定已經能夠被帶回真實生活。
但如果再往前一步，就會遇到另一個問題。
假設這名個案在監所裡已經接受過心理評估、復發風險分析、家庭評估與出所準備；心理師知道他最常在伴侶衝突後使用毒品，社工知道母親仍是重要支持來源，醫療人員掌握他的精神共病與藥物治療狀況，個案自己也已經說出一個相當明確的目標：「我想先找到工作，把生活穩定下來，再把孩子接回來。」
一個人在監所裡規律作息、沒有使用毒品、固定接受治療、與家人保持聯繫，也開始規劃出所後的工作。
這是不是代表他已經進入Recovery？
答案不能太快。
因為這些改變，有一部分可能來自個案本身的改變，也有一部分可能來自制度環境本身。
在監所裡，毒品取得受到限制，生活高度結構化，作息固定，交友環境被重新安排，治療與課程有明確時間表，甚至連「不接受處遇」本身都可能帶有制度後果。
這些條件可以創造一段非常重要的穩定期。
問題是：當這些外在結構逐漸撤除之後，什麼還留在個案身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