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一篇〈為什麼臺灣需要 TIARP？〉中，我們提出了一個問題：
臺灣並不缺少毒品處遇制度，真正需要進一步處理的，是這些制度能不能共同形成一個人的 Recovery Journey。
但要理解今天為什麼會出現司法、勒戒、戒治、緩起訴戒癮治療、矯正處遇、毒品危害防制中心、藥癮醫療與社區復健等多套系統，就必須先回到臺灣近30年的制度演變。
這段歷史並不是單純的「從處罰走向治療」。
更精確地說，它是一個不斷重新回答以下問題的過程：施用毒品的人，究竟是犯罪者、病人，還是一個需要長期復元支持的人？
一名藥癮者，可能在不同時間，以完全不同的身分出現在不同制度裡。
他可能因施用毒品進入司法程序，接受觀察勒戒或戒治；也可能在緩起訴期間接受戒癮治療；入監後接受毒品犯科學實證處遇；出監前接觸醫療團隊、毒品危害防制中心或更生保護資源；回到社區後，再進入醫療、就業、家庭支持或社會福利系統。
從制度來看，他經過的是不同機關。
從專業來看，他接受的是不同服務。
但從這個人的生命歷程來看，這些其實都是同一段 Recovery Journey。
假設一名藥癮個案即將出所，戒治所完成評估。
心理師完成復發預防，社工整理家庭與工作需求。
醫療端也有後續治療資源。
毒品危害防制中心可以追蹤。
表面上看起來，資源全部存在。
可是個案出所兩週後：沒有去醫院、電話沒有接、作沒有開始。
又回到原來的朋友旁邊。
問題出在哪裡？ 可能不是「沒有資源」。
而是：Service exists, but continuity fails.
如果都是安非他命使用障礙，為什麼在緩起訴附戒癮治療、監所與出監後社區治療中，臨床工作的重點可能不同？
常見的回答是：「因為法律身分不一樣。」
這沒有錯，但還不夠深入。
更重要的是：不同司法情境會改變行為受到外在控制的程度，也因此改變當下最重要的Recovery Task。
所以真正改變的，未必是治療技術本身，而是這些技術此刻要完成什麼功能。
「他在裡面已經半年沒有碰毒品了。」
「最近表現很好，也沒有違規。」
「課程都有參加，情緒也很穩定。」
在監所成癮處遇中，這些都是重要的正向訊號。
但如果再往前問一步：這些表現，可以告訴我們他出所後的Recovery已經穩定到什麼程度？
答案恐怕沒有表面上那麼簡單。
成癮治療有一個很容易被忽略的問題：
一個人在高度結構化的制度中表現穩定，是否代表他回到真實生活之後，也有能力維持相同的穩定？
在監所、強制性處遇或其他受到高度規範的環境裡，個案可能數月沒有使用毒品、生活規律、按時參加課程、情緒相對穩定，也沒有明顯違規。從處遇紀錄來看，這似乎是一段相當成功的改變歷程。
然而，其中有多少穩定來自個案自己的能力，又有多少來自環境替他完成了風險管理？
這是理解「從監所到社區」最重要的問題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