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生家庭金錢腳本、階級文化、創傷經驗與少年詐騙犯罪間的關係

本報告綜合心理學、犯罪學、成癮與創傷理論等觀點，分析原生家庭金錢腳本、階級文化與創傷經驗如何形塑少年對金錢的信念與行為模式，並進一步探討這些機制如何在詐騙犯罪中被利用。研究顯示，家庭財務社會化（parents’ financial socialization）在青少年心理中扮演重要角色：父母談論金錢的態度、使用方式和教導內容會形成孩子的「金錢腳本（money scripts）」，即關於花錢、存錢、金錢價值的深層信念。例如，港澳研究指出，父母財務教導能促使孩子建立“金錢謹慎”等正向腳本，進而增強其對未來的規劃與期待。然而，社會階級既有結構意味階級資源與教育的傳遞，家庭出身若貧困或教育資本不足，往往伴隨對金錢的負面敘事（如“有錢人都是壞人”），這種「罪惡錢」的信念特別在男孩中削弱其對未來的樂觀期待（男孩被期待成為經濟支柱，故對「合法掙錢道德」格外敏感）。貧困與資源稀缺也會觸發「稀缺心態」，導致注意力集中於眼前欠缺，認知資源被「貧窮稅」佔據，進而降低延遲滿足的能力。在這樣的心理壓力下，少年易追求「快錢」，對快速獲利機會的誘惑更敏感。

詐騙集團正是利用上述機制招募人手：研究發現，多數被捕詐騙集團成員來自功能失調的原生家庭，背負高額債務或經濟困境。集團常以「高報酬、低風險」的誆語誘惑年輕人，例如強調工作「短時間內就能賺進十萬多塊」、「包吃住、穿金戴銀」等紙醉金迷生活。這些承諾迎合了少年對未來的焦慮與「不勞而獲」的期待，形成一種地下金融文化──貪圖快錢、鄙視循規工作、對金融機構和政府普遍缺乏信任。少年在此文化影響下產生認知扭曲，如「只要有錢就能改變命運」、「社會壓榨窮人，不義所以我改規則」等合理化心態，加上自尊受損、階級羞辱感（如覺得傳統工作無法給予男性體面），常使他們更易參與詐騙活動。

本報告分項分析上述機制：首先，梳理金錢腳本的形成歷程與社會化途徑；其次，描述「稀缺」和「刺激/成癮」如何助長對快錢的追逐；接著，解析詐騙集團的組織結構及招募話術；並探討該文化下少年常見的認知偏誤和刻板印象；深入評估延遲滿足能力受損及其生理認知依據；也檢視階級與性別角色對自尊與羞辱感的影響；最後提出臨床介入、團體課程規劃與長期復歸策略。研究結果將轉化為可操作的指標和衡量方法（如金錢態度量表、延遲折扣實驗、自尊量表等），並提出教育與政策建議，以協助少年建立健康的理財觀、重塑自尊心、預防再犯。

1. 金錢腳本形成歷程

理論依據： 家庭金融社會化理論（financial socialization）與布迪厄的資本傳遞觀點強調，個體的財務態度與行為源自於成長過程中的社會化經驗。父母如何在日常中「談錢」、「用錢」及對金錢的價值觀，將默默塑造孩子的金錢腳本。Klontz等人（2011）定義金錢腳本為「在成長過程中形成的關於金錢的一套核心信念」。例如，上述香港研究將其歸納為「金錢逃避型（花錢焦慮）」、「金錢邪惡型（富人皆貪婪）」、「物質主義型（錢代表成功地位）」、「金錢謹慎型（未雨綢繆、儲蓄）」等四種模式。實證發現，這些信念與父母的教養方式高度相關：父母在貧窮中願意與孩子談論財務、示範理性理財，能促使孩子形成較多「金錢謹慎」等正向信念；相反地，對金錢避談或灑脫消費的環境，易讓孩子吸收「金錢邪惡」、「逃避花錢」等負面觀念。

• 家庭互動與語錄： 研究指出，許多犯罪少年自述其家庭對金錢的態度為負面或矛盾。孫麗君（2005）比較犯罪少年與一般少年金錢觀，發現犯罪少年更傾向認為「金錢象徵權力」、「缺錢令人焦慮」、「有錢就有面子」等。這顯示他們從小接收到「金錢＝安全和地位」的訊息，且缺乏儲蓄觀念。家庭成員往往在收支上缺乏透明溝通，孩子僅從父母言行片段“吸收”到金錢的意義。若家庭經濟困難卻又迴避教育孩子處理錢的技巧，孩子容易形成「錢很難得但也很可怕」的矛盾情緒，增強焦慮感。

• 社會化路徑： 大量研究（含香港和臺灣情境）一致指出，父母是青少年獲取財商知識的主要渠道。香港千名低收入家庭調查發現，即使孩子口袋裡錢少，只要父母在日常中引導正確理財觀，仍能顯著提升孩子對未來的信心。該研究強調：「父母如何『談錢』決定孩子階層躍升力」，孩子心中對金錢的“第一副眼鏡”即是從家庭學到的金錢處理方式。換句話說，家庭社經地位高、教育水準較佳的父母通常傳遞出未雨綢繆、樂觀計畫的金錢觀，這在習慣、價值與子女身上呈現出階級複製效果。

圖1：原生家庭透過財務社會化影響金錢腳本，進而影響青少年的未來規劃、理財行為與風險取向。父母的正向指導有助建立「金錢謹慎」等積極腳本，反之負面環境可能導致逃避或功利型腳本。

• 衡量指標： 可使用金錢態度量表（Money Attitudes Scale）或Klontz金錢腳本問卷評估個體的金錢信念。家長社會經濟地位、教育程度可作為社經指標；家庭金錢教育內容則可藉由觀察法或家庭訪談量化。未來導向程度可用未來導向量表（Future Orientation Scale）或Nurmi方法測量個人的長期目標規劃。

2. 快錢文化心理機制

理論依據： 行為經濟學與心理學指出，資源稀缺時會激發「稀缺心態（scarcity mindset）」，造成注意力收窄、短期取向上升，忽略長遠目標。貧窮家庭子女因日常經濟壓力，學習到「立刻滿足欲望」的策略，易與成癮行為（對金錢、刺激的依賴）產生聯結。貝可德（Beck）的習得無助理論和衝動控制缺陷理論亦指出，持續缺乏資源可能降低個體延遲滿足能力，提升冒險刺激行為的誘因。

• 稀缺心態與認知負荷： 根據雷亮等（2020）綜整文獻，有形資源稀缺（如金錢不足）會引發「補償型行為」和「趨近型行為」：個體將行為傾向集中於立即改善眼前窮困的機會，如賭博或高風險投資。面對財務壓力時，大腦運算資源多被花在補救策略上，心智帶寬減少，做決策時較易短視近利。此時少年往往對極高報酬且快速獲利的方案產生偏執，即使其風險和不合法成本遠高於正當工作回報。這種心理機制與成癮模型相似：對金錢的追求激活類似鴉片與多巴胺獎勵迴路，每次接近「大獎賞」都會帶來強烈刺激感並鞏固行為。

• 時間感與衝動控制： 資源匱乏也改變時間感知，增強「現在階段」的主導性。實驗發現，被逼處於窮困者在延遲折扣（delay discounting）任務中更偏好即時獎勵。神經科學研究顯示，青少年時期本就前額葉發育未成熟，衝動控制力較低；當外在環境亦逼迫他們追求眼前利益時，更易失去耐心。生理指標可透過功能性磁振造影（fMRI）觀察大腦在誘惑情境下自我控制迴路的活躍程度，或用心率變異度（HRV）量測情緒調節能力。行為上，可用自我控制量表（如BIS-11）或實驗室延遲滿足測試（類似馬歇羅實驗）來衡量。

• 可操作指標： 階層貧困下的衝動行為可藉延遲折扣率、賭博測驗、即時反應抑制任務（Go/No-Go任務）等量表評估。創傷經歷指標（ACE量表、CTQ創傷問卷）可用來量化童年壓力。對金錢急切需求可用財務焦慮量表（Financial Anxiety Scale）與衝動購物傾向問卷評估。

3. 詐騙集團利用方式

組織結構與角色分工： 臺灣跨境電信詐欺研究揭示，詐騙集團結構清晰分工：首腦掌控資金與方向；電話組/實施組以偽造身分電話對外行騙；車手組負責提領現金；人頭帳戶收購組用大量人口戶提供銀行帳戶；訓練組教導新人成員假話術、洗錢手法；還有非法電信平台支持系統。集團內部多層級、嚴密管控外部接觸，對成員封閉信息，降低叛逃風險。

招募策略： 集團通常透過招聘廣告尋找「一線人員」，常見管道為報紙和網路求職平台；也會透過朋友圈或黑道介紹拉人進組。研究指出，不少邊緣青年在看見高薪誠徵「客服」、「客服人員」等職缺廣告後，不明就裡地投遞履歷，被誘騙入境。詐團有系統地提供前期培訓，再派遣成員到中國大陸或東南亞「詐騙園區」集中作業。有些犯罪者為逃避通緝或躲債，也主動躲到海外加入詐團。因此，招募廣告和「高薪洗腦」是主要手段。

地下金融網絡運作： 除組織結構外，詐騙集團與地下洗錢管道互為一體。研究報告指出，詐騙集團會先將騙得大筆金錢轉給所謂的「轉帳水房」；再分散至多個帳戶（綁卡、假卡），層層轉移洗錢。這形成一張龐大隱秘的資金流動網絡（類似政府失靈導致的管轄漏洞），使追查難度大增。地下金融文化裡，持有多個帳戶、人頭帳戶買賣盛行，還可能涉及高利貸、地下投資（黃金投資詐團等），增添法律風險。這種非法經濟模式中，資源（如資訊、交通工具、外語能力）掌握在集團高層，底層成員則缺乏逃跑或改善財務的途徑。

4. 少年認知扭曲

少年在涉入詐騙前後常抱持諸多認知偏誤，這些扭曲信念支撐其行為：
- 正當化與責任轉移： 認為「體制不公」、「只有自己需要賺錢」，以正義化自己的詐騙行為。如有受訪成員自述：「我的薪水完全看不到未來…每個人都想追求夢想，難道這不對嗎？」，暗示對現狀不滿卻以「沒有更好出路」為由正當化犯罪。
- 黑白思維： 視工作選擇為「正經低薪 vs. 高薪詐騙」，忽略法律和道德層面。多數成員認為「合法工作沒出路」，甚至視不參與詐騙為「愚蠢」或「笨蛋」，這種認知扭曲增強了其對集團承諾的迷戀。
- 災難化金錢（災難化思考）： 將「缺錢」視為世界末日：如「看不到未來」的恐懼，使他們對可能的負面結果（坐牢、家人受苦）估計不足。研究發現，缺乏對未來的掌控感會放大風險判斷錯誤，使當事人忽視法律後果。
- 強化群體思維： 在詐騙集團的圈內話術和文化影響下，共同的偏見會被放大，如「世界都是利益最大化」的利己觀念。集團內部往往鼓勵彼此互相強化對合法外界的敵意，降低同理心。

CBT介入點： 可運用認知行為療法（CBT）辨認並重構這些扭曲。例如，引導少年檢視「認知陷阱」、重新評估合法工作與詐騙之間的風險/報酬，並建立「金錢非唯一價值來源」的思維。對「金錢成就等同自我價值」的信念，可透過價值澄清訓練引導其正向定位自尊（如強調創意、人際、技術等優勢）來對抗。

5. 地下金融文化

行為模式與社會網絡： 詐騙集團之下形成特殊文化：成員在圈內互稱「兄弟」、「同學」，共同生活，高度仰賴組內人際網絡。詐騙文化強調互信與忠誠（外人勿近），並將「快速賺大錢」視為成功典範，在組織內頒獎（數字比賽、升級制度）以激勵效忠。其消費模式往往奢華誇張（如揮金如土的作秀）、與內部炫富、設置休閒娛樂（如賭場、KTV）以誘使新人上癮。這種「金錢至上」的生態與底層青年原先貧窮拮据狀態形成鮮明對比，使他們更迷戀團體價值。

資源流向： 在此文化中，非法資金需迅速洗白並流出境外：內部貨幣（人民幣、外匯）大量流動、虛假商品或投資項目是轉換資產的方式。有時集團創立虛假公司或高利貸機構利用詐騙所得，形成複雜的地下資本輪迴。社交層面，這些集團與當地黑道、地下銀行、非法中介等互有聯繫，形成跨國境的大網絡。例如，柬埔寨等地成為此類「詐騙園區」的資金中轉樞紐。

圖2：貧窮文化下的「快錢—詐騙社群—消費展示」迴圈形成地下金融文化：少年在社群中互助（甚至獎勵）快速致富，同時在誇張消費和共享誇大財富形象中更堅定「金錢至上」的價值觀，形成自我強化循環。

• 可操作指標： 可透過社會網絡分析（Social Network Analysis）量化涉案少年的聯繫程度和資訊流；並調查其金融行為指標（如利用地下錢莊頻率、異常帳戶異動等）。行為經濟學層面，可使用反社會利他程度量表、風險偏好實驗等衡量他們對非法利益的接受度。社會學角度則以經濟社會資本指標（家庭收入、社會支持網絡、教育程度）評估其處境。

6. 延遲滿足受損

神經與行為證據： 青少年本身執行功能未成熟，易受強烈情緒與即時誘因影響；若再加上創傷或壓迫，前額葉皮質的調控能力進一步受限。行為經濟研究指出，童年貧窮會提升時間折扣率（更偏好即時獎勵）。神經影像研究亦發現，資源稀缺時與獎勵相關的大腦迴路活化度提高，而與抑制衝動相關的路徑活動降低。這意味少年可能在理性與衝動間更難作抉擇。

• 可測量指標： 執行功能可用Stroop測驗或數字排序測驗等評估；延遲滿足可用延遲折扣（delay discounting）實驗或模擬決策任務（如Iowa Gambling Task）。心理量表如Barratt衝動量表（BIS-11）、兒童衝動量表和ADHD評估量表也能反映衝動控制程度。觀察式指標則包括持續時間任務表現、衝動決策次數等。這些指標有助篩檢衝動型高風險少年。

7. 自尊與羞辱感

階級羞辱與性別期待： 少年在社會與家庭中承受的「羞辱感」是驅動行為的重要情緒背景。一方面，因家庭貧窮或地位低下，少年可能經歷同儕歧視或自卑感，覺得自己「比別人差」；另一方面，傳統男權文化下男性被期待成為經濟支柱，上述失敗感會轉化為挫折和憤怒。例如在臺灣及香港，多起研究指出貧窮男性的自殺與犯罪率高於女性。當個體自尊受損，他們可能更傾向以犯罪來「證明自己」或發泄無力感。

• 創傷與恥辱： 若少年經歷創傷（家庭暴力、疏忽、被欺凌等），這些傷害常與階級地位糾結。創傷知情的研究指出，很多觸法少年都曾是被傷害者，進入司法系統本身造成「二次創傷」。貧窮及歧視也是一種創傷，長期處於被貶抑狀態會侵蝕自我價值。自尊低落的少年易陷入「贏/輸」思維，把詐騙視為唯一能提升自我價值的手段。這與男性「有權有勢」的社會角色期望衝突，進一步激化羞辱感。

• 可操作指標： 自尊可用羅森伯格自尊量表（Rosenberg Self-Esteem Scale）評估，羞辱感可用羞恥感量表（如Other-as-Shamer Scale）或感知歧視量表測量。為捕捉階級相關的恥辱，可設置針對經濟與社會評價的自我認同問項，如社會階層認同感問卷。這些指標可揭示受害者心理創傷和羞辱程度的客觀資料，指導後續治療重點。

8. 臨床處遇建議

個案與家庭介入： 針對涉案少年，需採多層次干預：首先進行全面評估，包括金錢態度、創傷史、家庭功能、自尊狀況等。對個案採取心理動機式訪談（MI），找出其改變的動機與抵抗來源。若發現家庭環境持續施壓，則應啟動家庭系統治療，引導家長正面「談錢」，教育其以支持而非恐嚇方式處理家庭財務。鼓勵家長分享理財經驗（例如存錢的策略）而非灌輸「錢是萬惡之源」，逐步修正孩子的金錢腳本。

認知重建： 對少年常用CBT技術釐清扭曲認知，例如行為實驗讓他們比較合法打工與詐騙收益的實際差異；角色扮演則可讓他們換位思考受害者的感受。對有創傷背景者，可結合創傷知情治療（TIT），處理原生家庭或遭受暴力的創傷記憶，並強化復原力（如利用認知處理療法或EMDR）。重要的是避免二次創傷，治療過程應強調安全、尊重與賦能，並保持與司法機制合作的同時，將少年視為「受傷的受害者兼施害者」來對待。

成癮模型整合： 因詐騙行為在心理上與成癮相似（對刺激和快速報酬的渴望），治療中可以引入動機激發與強化療法（Motivational Enhancement），結合成癮治療的技巧，如渴望管理技巧、情境誘發的應對策略訓練等。讓少年認識「對快錢的渴望」可被視為一種強化物（類似毒品引起的渴望），學習替代行為（如發展興趣、技能訓練、正向娛樂活動）來滿足心理需求。

• 臨床指標： 治療效果可透過自陳量表（如認知扭曲自評、創傷症狀問卷）及行為指標（如再犯率、學習或就業進展）評估。定期使用個案工作計畫（Individualized Treatment Plan）追蹤目標達成度。例如可設立「理財知識評量」、金錢管理技能測試或替代成癮介入的成效問卷（如法蘭克福賭博量表）。

9. 團體方案方向

表1：團體方案示例表。課程內容從金錢信念探索、衝動控制、自尊建設，到財商教育、創傷療癒、未來就業技能等循序推進。評估工具涵蓋金錢態度問卷、延遲折扣實驗、自尊量表和就業能力評估，確保效果可量化。回家作業設計引導自我反思與實際練習。

• 團體課程機制圖： 透過團體互動，學員可相互反映並修正認知錯誤，逐步建立正向金錢腳本與人生規劃。下圖示意各週主題的循環關係：

圖3：團體方案的循環進程圖。課程從分享原生家庭經驗開始，逐步帶領少年探索自我信念、設定人生目標、重建情緒與自尊，最後進行就業技能訓練和建立社會支持網絡。團體成員在每一環節互相回饋，加強學習成效。

10. 長期復歸策略

就業與職業訓練： 長期防治以提供穩定生涯為關鍵。政府與社福機構可設立職業再造班，提供有針對性的職技訓練（例如汽修、美容、資訊技術等），並與企業合作提供見習機會。配對媒合：為少年釋出者建立與企業、職訓機構的橋樑，鼓勵使用同儕導師制度（ex-offender mentors）減少重新適應障礙。讓受訓青年累積成就感，有助增強自尊；同時強化其在社區的社會資本。

社會資本與支持系統： 利用地方社區資源，如社會工作者、輔導員和社區志工形成支持網絡。建立定期追蹤制度：矯正機構可與地方少年輔導機構合作，安排定期訪視與測評，及時協助處理家庭或適應問題。對於因債務或其他壓力傾向回歸犯罪者，要整合債務重組諮詢、法律援助及心理輔導，減少再度受騙的機會。

監測指標： 監控少年復歸的關鍵指標包括：再犯率、穩定就業率、職業證照取得率、家庭關係改善情形（如定期家庭功能評估）、心理健康量表改善程度等。政府可每年公布少年矯正後回歸統計，評估整體方案成效。

政策建議： 建議加強財商教育入課程：在中學和職訓體系中加入實用理財課程與性別平等觀念，從根本降低未來代際貧困複製。鼓勵社區共育：鼓勵企業與社區共同參與復歸方案，如雇主針對前科者給予再雇用獎勵，並提供心理支持。司法層面可擴大創傷知情司法做法，為觸法少年提供非監禁的教育處遇。最後，跨部會合作（司法、教育、勞動等）制定整合政策，形成系統化的少年犯罪預防與復歸支持網絡。

參考來源（重點）： 孫麗君（2005）《犯罪少年與一般少年金錢觀之比較研究》；Li et al. (2025)《Parental Financial Socialization, Money Scripts, and Future Orientations》；雷亮等（2020）《稀缺對個體心理和行為的影響》；賴紅汝（2020）《青少年犯罪防治的新觀點－創傷知情處遇》；中研院犯罪防治研究（2016）《臺灣跨境電信詐欺犯罪網絡分析》；行政院（2025）《預防兒童及少年犯罪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