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強制戒治制度已建立調適期、心理輔導期及社會適應期三階段處遇，並依法要求個別階段處遇計畫與多專業評估。然而，完成戒治成效評估，是否代表個案已經具備長期復元的能力？本文從 Individual Treatment Plan 與 Longitudinal Recovery Plan 的差異出發，分析現行強制戒治制度的復元導向基礎及其功能界線，並探討如何透過共同個案概念化、Inreach 與復元轉銜，將戒治期間累積的專業成果延續至社區生活。
<<從出所轉介到復元轉銜｜第三篇>>
臺灣強制戒治制度已建立三階段處遇、個別階段處遇計畫及多專業評估機制。然而，一套能夠評估戒治成效的制度，是否也能支持一個人離開戒治所之後的長期復元？
一、我們已經有個別處遇計畫，還缺少什麼？
當我們討論臺灣戒治制度是否具有復元導向時，很容易提出一項批評：現行制度過於重視司法處分及機構管理，缺乏個別化治療與長期支持。
然而，如果仔細檢視《戒治處分執行條例》及《戒治處遇成效評估辦法》，便會發現這項批評並不完全精確。
現行強制戒治制度並非沒有個別處遇，也不是完全缺乏跨專業評估。
相反地，法律早已要求戒治所依據受戒治人的需要擬訂個別階段處遇計畫，並透過調適期、心理輔導期及社會適應期，逐步協助其建立戒毒信心、改善心理依賴、發展人際與問題解決能力。
制度也要求整合輔導、社會工作、臨床心理與其他專業人員的資料，作為處遇安排的基礎。
因此，問題可能不是「強制戒治有沒有個別處遇計畫」，而是：
這份計畫究竟是為了完成戒治期間的階段性任務，還是為了支持個案跨越機構與社區的長期復元歷程？
這兩種目標彼此相關，卻不能直接畫上等號。
如果我們希望從 Treatment 走向 Recovery，就必須先理解現行制度已經做到什麼，以及它的功能界線在哪裡。
二、強制戒治原本就具有階段性與個別化處遇設計
依據《戒治處分執行條例》第11條，強制戒治的執行期間為六個月以上，至無繼續強制戒治必要為止，但最長不得逾一年。
同條也將戒治處遇區分為三個階段：調適期、心理輔導期及社會適應期。
這三個階段並不是單純的時間分段，而是具有不同的處遇重點。
調適期：建立規律與戒毒信心
調適期著重培養受戒治人的體力、毅力與戒毒信心。
對部分長期物質使用者而言，進入機構後重新建立基本生活規律、身體健康及日常活動能力，確實可能是後續治療的重要基礎。
心理輔導期：強化動機與處理心理依賴
心理輔導期的法定處遇重點，在於激發戒毒動機及更生意志，協助受戒治人戒除對毒品的心理依賴。
這個階段已經觸及成癮心理治療的重要議題，包括使用物質的動機、渴求、壓力因應與改變意願。
社會適應期：重建生活與人際能力
社會適應期則著重重建人際關係及解決問題能力，協助個案復歸社會。
這項法定目標具有特別重要的意義。
它顯示強制戒治制度並不只是要求個案在機構中停止使用毒品，也已經將返回社會所需要的能力納入處遇設計。
此外，第15條明定，戒治所應依據受戒治人的需要，擬訂個別階段處遇計畫。
換言之，現行制度已具有兩項重要基礎：
一是依據不同階段安排處遇；二是依據個別需求調整處遇內容。
這些設計與復元導向工作並非毫無關聯。
真正的問題是，現有個別化處遇主要仍以戒治期間及法定階段為組織核心，未必自然延伸成一套出所後持續運作的復元計畫。
三、跨專業評估已經存在，但是否形成共同的個案概念化？
強制戒治另一項容易被忽略的制度基礎，是它已經具有多專業評估與整合處遇的規範。
《戒治處遇成效評估辦法》第3條規定，戒治所於受戒治人入所實施階段處遇前，應調查其學經歷、身心狀況、家庭背景及社會關係等資料，以建立個人檔案。
第4條則要求由輔導、社工、臨床心理、戒護等有關人員組成管教小組，共同研議處遇事項，並整合不同專業的評估資料。
這些規定表示，現行制度早已認識到成癮問題無法只從單一面向理解。
例如，社會工作專業可以協助理解個案的家庭關係、就業及社會支持；臨床心理專業可以提供與用藥渴望、壓力因應、心理功能及生活適應有關的評估；輔導與其他相關專業則可提供不同面向的觀察與處遇資料。
但這裡仍有一項需要進一步區分的工作：
整合多專業評估資料，不必然等於形成共同的個案概念化（Shared Case Formulation）。
評估資料可以告訴我們個案具有哪些問題與特徵，但共同個案概念化需要更進一步回答：這些因素如何相互作用，並維持其物質使用行為？
假設一名長期使用甲基安非他命的個案，同時具有注意力與情緒調節困難、童年家庭暴力經驗，以及反覆工作中斷的情形。
不同專業可能分別指出其精神健康需求、家庭創傷、生活適應困難及就業問題。
但若要形成具有治療意義的共同概念化，還必須進一步理解：
他使用毒品是否與維持精神狀態、逃避情緒痛苦或因應工作壓力有關？家庭關係與同儕環境如何影響使用行為？既有工作能力、親職動機或求助意願，又能否成為改變的保護因素？
這些問題的答案，不只是列出不同專業的評估結果，而是要將評估資料轉化為一個可以共同理解、共同工作的臨床假設。
當然，並非所有戒治個案都需要同樣深度的個案概念化，也不能推論目前所有戒治所都缺乏這項實務。
更精確地說，現行法規已提供跨專業評估的制度基礎，但是否進一步形成一致、可供跨機關接續使用的個案概念化，仍有待從實際作業流程檢視。
四、Individual Treatment Plan ≠ Longitudinal Recovery Plan
這是本文最核心的制度區分。
現行個別階段處遇計畫，主要依據戒治期間的需求、階段性目標與處遇成效進行安排。
它可以具有相當程度的個別化，也能協助不同專業人員在機構內形成共同工作方向。
但長期縱貫性復元計畫（Longitudinal Recovery Plan）所關心的，不只是個案在戒治期間應接受哪些課程、治療或輔導，而是整個復元歷程如何隨著時間與生活環境持續調整。
兩者最大的差異，在於計畫所涵蓋的時間範圍，以及是否跨越服務系統的邊界。
個別階段處遇計畫：在戒治期間完成什麼？
例如，戒治期間可能安排：
- 提升成癮認知與戒毒動機。
- 發展壓力因應及情緒調節能力。
- 辨識復發高風險情境。
- 改善生活規律與人際互動。
- 強化社會適應及復歸準備。
這些都是具有臨床或復歸意義的處遇目標。
然而，當個案完成法定處遇、離開戒治所，原有的階段評估與處遇管理也將面臨制度上的終點。
長期縱貫性復元計畫：離開戒治所後如何持續？
如果從 Recovery Journey（復元歷程）的角度出發，同一名個案的需求可能在不同階段發生變化。
在戒治初期，他可能需要處理戒斷後的身心適應與基本健康。
在戒治中期，他可能逐漸理解物質使用與情緒、家庭或人際關係的連結。
接近出所時，他可能開始擔心如何返回工作、與家人重新相處，以及如何避免再次接觸過去的用藥情境。
而真正出所之後，他還可能遇到新的問題：找不到工作、家庭不願接納、精神症狀惡化，或者因生活壓力再次出現強烈渴求。
這些變化不一定能在戒治期間事先完整預測。
因此，長期縱貫性復元計畫必須是一份能夠持續追蹤、重新評估與調整的支持計畫，而不只是出所前完成的一份文件。
從這個意義來說：
Individual Treatment Plan 關心的是個案在特定處遇階段如何接受服務；Longitudinal Recovery Plan 則關心不同處遇階段如何共同支持同一個人的復元歷程。
兩者並非相互排斥。
現行個別階段處遇計畫，反而可能成為發展長期復元計畫的重要起點。
但前提是，計畫不能在行政處分結束時失去所有接續機制。
五、當戒治成效評估合格，是否代表復元已經穩定？
強制戒治制度必須評估各階段處遇成效，作為處遇進程及依法辦理停止戒治的重要依據。
《戒治處遇成效評估辦法》已規範三階段處遇成績的評估程序，其評估內容涉及生活規律、課程參與、成癮認知、諮商與社會適應等面向。
這些指標具有機構處遇上的意義。
例如，個案能否遵守基本生活規範、參與課程、理解成癮問題，或在機構中發展一定程度的問題解決能力，都可以反映其接受處遇期間的變化。
然而，我們仍須避免將「戒治成效評估合格」直接等同於「社區復元已經穩定」。
兩者所處的環境並不相同。
在戒治所內，個案的生活具有一定程度的結構與管理，接觸毒品的機會受到限制，也有相對固定的作息與處遇安排。
返回社區後，他所面對的則是另一種情境。
工作與經濟壓力可能增加，家庭互動不再受到機構安排，原本的使用線索與人際關係也可能重新出現。
因此，一個人在機構中展現的改變，不一定能直接推論為其在社區中具備相同程度的適應能力。
這並不是否定戒治成效評估，而是指出評估所能回答的問題具有範圍限制。
戒治成效評估可以協助判斷法定處遇階段的進展；復元成效則需要在不同生活情境與較長時間中持續觀察。
如果以 Recovery Outcome 的角度來看，除了物質使用情形，還可能涉及治療持續性、精神健康、家庭關係、工作穩定、居住安全、社會參與及個人生活品質等面向。
這些結果不應直接取代現有的停止戒治標準，而是可以成為後續社區支持與復元追蹤的重要參考。
六、社會適應期：最接近復元轉銜的制度接口
如果要在現行強制戒治制度中尋找最有機會銜接 Recovery Transition（復元轉銜）的階段，社會適應期值得特別關注。
《戒治處分執行條例》第14條已將重建人際關係、問題解決能力及協助復歸社會列為社會適應期的處遇重點。
第16條並進一步規定，在符合條件且依法核准的情況下，社會適應期的處遇可以在所外實施。
這些規定至少說明一件事：
現行強制戒治的法律設計，並未將戒治目的完全侷限於機構內部的生活管理。
不過，法律允許所外戒治，並不等於出所後的社區復元服務已經具有完整的承接機制；所外戒治也不是一般性的自由外出或出所後追蹤服務。
真正值得思考的是，如何在既有社會適應期的架構下，將復歸準備轉化為具體、可執行的服務安排。
例如，在個案接近出所時，除了評估其人際互動與問題解決能力，也可以依個別需求，進一步確認：
是否需要持續戒癮或精神醫療？是否已有可承接的社區服務者？個案知道出所後如何取得協助嗎？家庭支持是否足夠？若遇到強烈渴求或生活危機，是否已有可行的因應安排？
這些問題並非要求戒治所獨自負責所有社區支持工作，而是希望在個案仍處於戒治期間時，就讓後續服務系統有機會參與準備。
Inreach 的功能，在此便開始具有實際意義。
地方毒防中心、醫療團隊或其他適當服務單位，可以依現行法制與合作條件，在出所以前參與必要的需求確認、關係建立與轉銜安排。
如此一來，社會適應期的「協助復歸社會」，便有機會從處遇目標延伸為跨機關的具體工作。
但必須強調：這是一項可依現有制度基礎進一步發展的方向，不代表所有戒治所目前都已實施完整的 Inreach 或暖性轉銜。
七、讓戒治計畫具有復元連續性，需要改變什麼？
從本研究的分析來看，強制戒治制度最值得發展的方向，未必是重新創造一套與現有處遇完全分離的新計畫。
因為現行制度已經具有詳細資料調查、個別階段處遇、跨專業評估及社會適應等基礎。
真正需要補強的，是讓這些既有功能可以跨越戒治所與社區的邊界。
首先，是讓個別處遇計畫不只記載「在所內要完成什麼」，也能逐步納入「出所後仍需接續什麼」。
例如，對於有精神共病的個案，計畫不應只記錄機構內的醫療處置，也可以在適當時機納入後續治療銜接需求。
對於具有高度家庭衝突或住所困難者，也不應只在處遇紀錄中指出問題，而可以進一步確認哪些社區資源有可能承接。
其次，是讓跨專業評估不只停留在不同專業資料的彙整，而能逐漸形成對物質使用機制、風險因素、保護因素與生活困難的共同理解。
這項共同理解不必形成一份過度冗長的報告，但應能幫助下一階段服務者掌握個案最重要的需求，而不是每次轉介都重新開始評估。
最後，是讓出所前的處遇安排，與後續服務形成實際連結。
例如，確認承接服務的單位、必要聯絡方式、第一次服務安排，以及當服務未能成功銜接時可以如何重新聯繫。
上述方向都必須遵守法定權責與個人資料保護要求，也不能以建立復元計畫之名，增加法律沒有授權的強制治療義務或延長收容期間。
因此，我們所討論的不是以 Recovery 取代現行司法戒治制度，而是在既有制度之中，增加必要的復元連續性。
讓個別階段處遇計畫成為長期復元計畫的起點，而不是將它視為已經完成長期復元計畫。
八、從「完成戒治」走向「持續復元」
現行強制戒治制度的重要特點，是它已經具有一定程度的個別化、階段性及跨專業處遇架構。
這些制度設計不應被忽略，也不需要因為引入 Recovery 概念，就被全盤否定。
但我們仍然需要看見，戒治制度與復元歷程所面對的是不同的時間尺度。
強制戒治必須在法定期間內執行處遇、評估成效，並依法完成停止戒治等程序。
復元則可能持續數年，甚至伴隨個案在不同生活階段反覆調整。
一個人在戒治期間學會辨識渴求、理解使用毒品的原因，並開始發展新的因應方式，是重要的治療成果。
但當他返回社區，這些能力能否在真實生活中持續運用，還需要後續的支持與調整。
因此，強制戒治與復元導向並不是兩套必然衝突的工作。
前者可以在特定期間內建立改變的條件，後者則強調這些改變如何在個案離所後獲得持續支持。
真正的制度課題，在於如何讓兩者形成連結。
結語：戒治可以完成，復元計畫不應就此終止
回到本文的問題：強制戒治是不是一套復元計畫？
如果從現行法定設計來看，強制戒治已經具有個別階段處遇計畫、跨專業評估及社會適應等功能，因此不能說它完全沒有復元導向的基礎。
但若將復元計畫理解為一套跨越機構、持續追蹤需求，並能隨個案生活變化而調整的長期支持安排，那麼現行個別階段處遇計畫仍不能直接等同於完整的 Longitudinal Recovery Plan。
兩者真正的差異，不在於是否使用「個別化」或「復元」等名詞，而在於：
當個案完成戒治、離開機構後，原本建立的處遇理解與支持計畫，是否仍有人接續？
強制戒治制度已經具有值得運用的基礎。
下一步需要思考的，不只是如何讓個案在戒治期間達成處遇目標，而是如何讓戒治期間所累積的專業工作，能夠成為返回社區後繼續復元的資源。
戒治處分可以依法停止，但一個人的復元歷程仍然持續。
一套真正具有復元連續性的計畫，不應只知道如何陪伴個案完成戒治，也應知道如何將支持交到下一個服務系統手中。
研究依據與系列說明
本文改寫自《臺灣觀察勒戒與強制戒治之 Inreach、Case Management 與 Recovery Transition：現行法制下的可行性與功能缺口研究》（研究基準日：2026年9月22日）。
法制分析主要涉及《戒治處分執行條例》第11至17條及《戒治處遇成效評估辦法》第2至5條。
本文為「從出所轉介到復元轉銜」八篇專題系列第三篇，聚焦現行強制戒治的個別階段處遇計畫與 Longitudinal Recovery Plan 之間的功能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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