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風險情境調查表」（Relapse Inventory / 衍生自 IDTS用藥情境量表），就是將心理學與神經科學理論，轉化為我們第一線實務工作者能精準下刀的「診斷依據」，它背後的理論基礎主要由以下四大核心心理學理論所支撐，分別為「馬拉特復發預防模型」 (Marlatt's Relapse Prevention Model)、「古典制約與線索誘發理論」 (Classical Conditioning & Cue Reactivity)、「自我醫療假說」 (Self-Medication Hypothesis)、「社會學習理論」 (Social Learning Theory)，分述如下：
法律自保與專業處遇平衡策略
在現行司法與社福體制中，個案管理師（下稱個管師）陷入了一種極具危險性的「身分雙重性」困境。當涉及刑事責任判定時，司法實務傾向將個管師視為「授權公務員」，使其受最嚴苛的《貪污治罪條例》規範；然而在行政保障上，個管師卻僅被視為不具正式身分的「約聘或計畫人力」。這種「權利與責任」的嚴重不對稱，構成了實務工作中的結構性風險。
理解自身的法律地位，並非為了規避責任，而是為了在「法律防護傘」極其薄弱的現況下，建立起有效的防禦基線。
法務部矯正署於107起針對毒品犯實施的科學化個別化處遇流程，強調透過精確的量表篩選與風險評估，將司法強制力轉化為有效的復健計畫。其核心邏輯在於運用心理學模型進行精準分類與資源優化，確保高需求個案能獲得密集的輔導，並藉由前後測數據建立可量化的治療基準線。透過「量化分數」與「質性觀察」的結合，確保每一分資源都精準投放在個案最脆弱的環節。
本報告針對我國毒品犯處遇新設「個案管理師」職務是否具有決策者功能進行分析。研究發現，現行國內相關法規並未明文授權個案管理師具備資源分配或處遇計畫最終核定等決策權，其職責多以協助推動個別化處遇計畫和銜接社區服務為主[1][2]。國外類似角色（如美國觀護官、英國假釋管束官等）雖享有一定裁量空間，但實際重大決策通常由司法或專責機關決定[3][4]。因此，國內個案管理師現階段偏向執行與協調角色，缺乏獨立決策權。建議短期內先明確職權邊界與工作流程，加強專業訓練；中期研擬將此職務法制化、納入公務人力編制[5]；長期評估是否賦予部分授權或資源控管功能。以下全文詳述研究過程與結果，並提出具體建議方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