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前「詐欺產業化」的浪潮已使少年偏差行為發生質變。傳統以「情感支持」與「家庭修復」為核心的感性輔導模式，在面對高度組織化、高利潤誘惑的獲利型犯罪時，已面臨結構性的功能失效。傳統模式將少年視為受害者或心靈受創者，卻忽視了少年在數位經濟中的「理性行為者」特徵。
臺灣少年司法體系正處於歷史性的典範轉移，核心邏輯已由過往的「司法中心主義」正式轉向「行政輔導先行」的預防性治理模式。此一轉變並非單純的業務移撥，而是基於保障少年健全自我成長的策略性重構，旨在透過行政體系的早期介入，極大化減少少年進入司法程序後所面臨的標籤化效應與體制創傷。
根據《少年事件處理法》第 1 條，國家必須落實「最高監護人」（Parens Patriae）的角色，其職責在於調整少年的成長環境並矯治其性格。第 18 條進一步確立了「分流機制」：將行政輔導定位為司法的緩衝墊，賦予行政機關優先處置權。這種從「事後懲戒」轉向「事前預防」的配置，確立了行政體系在少年健全成長保障中的第一線責任。
身為長期觀察司法與心理發展的專家，近年來我觀察到一個令人心驚的趨勢：許多家長發現孩子突然手機不離身，通話時避人耳目，且頻繁出入超商或銀行。孩子可能開始穿戴昂貴的名牌球鞋、更換高階手機，對日常零用錢不屑一顧，卻對收入來源諱莫如深，僅以「偏門工作」、「幫朋友忙」或「領公司貨款」等模糊辭彙帶過。為什麼在法律嚴查下，少年涉入詐欺的比例反而急遽攀升？這不僅是治安漏洞，更是一場精準的「心理獵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