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本專論深入探討青少年擔任詐騙集團車手的家庭背景與心理機制，並整合依附理論、發展心理學與認知行為治療(CBT)與動機式晤談(MI)理論，提出具體介入模式及實務應用。研究指出，多數涉案少年來自家庭功能低落、經濟困難、管教失當或親子互動疏離的環境，他們對金錢高度敏感、急於獲得即時報酬，且易受不良同儕影響和「短視近利」的價值觀所主導。青少年的大腦尚未成熟，前額葉抑制力不足，使其衝動決策、容易追求刺激。此外，不安全依附關係和經歷童年創傷的青少年更易因逃避壓力而走上錯誤道路。本論文梳理詐欺車手的招募與操作流程（招募→培養→任務執行→後果），分析核心心理機制（認知扭曲、延遲折扣、間歇性強化、群體歸屬與羞愧污名等），並依此設計個人、家庭、系統三層次的短期介入方案，包括6–8次會談大綱（介入目標、CBT/MI技術與示例對話）。實務情境涵蓋司法保護處遇、觀護輔導、安置機構與校園／社工合作流程。最後提出風險評估工具建議、政策與預防建議，以及未來研究方向。本論文兼具學術性與臨床可操作性，可作為相關領域專業人員的參考。

前言

近年來，詐騙集團以**「高薪輕鬆工作」為誘餌，吸收涉世未深的青少年擔任提款車手，犯案手法隱蔽且具組織性。臺灣司法統計顯示，過去10年間因詐欺罪被收容之少年比例大幅上升。這類少年多為16–18歲，往往在中學畢業或輟學後開始接觸詐騙活動。他們加入詐騙集團的主要動機包括經濟誘因、同儕引介與家庭因素**（如經濟困境、親情缺失、管教鬆散等）。從家庭與心理層面來看，車手行為並非單一錯誤選擇，而是脆弱少年在多重風險因子、即時強化與認知扭曲交互作用下的結果。

本研究旨在從臨床心理學角度，系統分析青少年擔任詐騙車手的家庭因素與心理機制。透過文獻回顧與實務案例，探討家庭結構及功能、依附關係、發展性因素對青少年決策的影響；分析詐騙車手在招募、培養與維繫過程中的認知與情緒操作；並整合CBT與MI理論，提出針對個人、家庭與系統層面的介入模式（附6–8次會談流程與示例對話）。同時考量司法系統與社會服務體系的實務需求，論述在觀護、保護管束、安置機構與校園合作中的應用方案。此外，將建議可行的風險評估工具及政策預防對策。本專論兼具學術性與操作性，可供心理師、社工、司法官等跨領域工作者參考。

文獻探討

發展心理學：青少年期的特質

青春期的生理與心理發展不平衡，是犯罪與冒險行為的高危期。神經影像研究顯示，掌管計畫與抑制衝動的前額葉皮質要到20歲以後才接近成熟。而情緒反應的邊緣系統（如杏仁核）則相對提早成熟，使青少年傾向追求刺激、衝動行動，卻尚未完全具備風險評估能力。因此，青少年在壓力或誘惑情境下較易採取即時滿足的行為，如在詐騙情境中追求「輕鬆賺錢、快速滿足」的錯覺。發展心理學也強調「同儕影響」在青春期的力量──青少年逐步從家庭依附轉向同儕依附（反叛期）。當家庭支持薄弱時，青少年更易尋找外部認可，即可能落入偏差同儕或犯罪團體。針對車手現象，調查發現涉案少年多在16–17歲、離開校園階段接觸詐騙機會，正符合發展心理學對人生過渡期高危性的觀察。

依附理論：家庭連結與犯罪風險

依附理論指出，嬰幼兒期與照顧者建立的安全依附關係，對個體未來的心理發展影響深遠。兒童時期若經歷忽視、虐待或情感疏離，常形成不安全依附，使其在求助與自我調節上出現缺口。實證研究顯示：青少年與父母依附若越牢固，未來犯罪及藥物成癮風險越低；反之，不安全依附（如兒時面臨家暴、貧困、缺乏父母照顧）會干擾大腦及行為模式發展，增加遇壓力時走向偏差的機率。國內研究亦指出，涉案少年多來自「功能失衡」的家庭：父母離異、管教失常（過度縱容或嚴苛）、隔代教養等情形，導致親子連結缺失和自我價值感低落。這種依附缺失直接對應到臨床觀察：車手少年常缺乏安全感，容易被犯罪團體以「關心」與「成就感」所吸引，如同在不良家庭中尋求替代性的「歸屬群體」或次文化認同。

認知行為療法（CBT）的相關證據

CBT理論闡明，錯誤或扭曲的認知會引發與維持不適當行為。例如，青少年可能合理化犯罪行為（「大家都在做」、「只是小孩不會被關很久」）、高估短期利益、忽視長期後果。CBT強調檢視並挑戰這些自動思考，從而改變行為。雖然目前針對詐騙車手的CBT研究尚缺乏，但類似領域有豐富證據：對少年犯罪及成癮問題，結合CBT和MI的介入顯示能有效降低再犯率和藥物使用。例如，美國司法機構將「認知行為介入」列為青少年犯罪的證據型治療之一 (Latessa et al., 2004)。CBT的技術（認知重建、行為實驗、社交技巧訓練等）將在下文介入模式中具體應用，以矯正認知偏誤、增強適應行為。

機制分析：家庭因素如何影響詐騙車手涉入

家庭因素概述

國內研究歸納青少年犯罪的遠因主要包括家庭、學校與同儕三大面向。其中，家庭因素占比甚鉅（犯罪家庭、不和諧關係、管教不當者合計逾七成）。針對詐騙車手個案，常見的家庭危險因子包括：經濟困境（家庭財務壓力、缺乏溫飽保障）、親子疏離（溝通缺乏、情感疏忽）、教養失衡（忽視或過度管教）、以及家庭結構破碎（單親、隔代教養）。這些因素往往交互累積，例如經濟拮据可能伴隨家長忙於生計而忽略陪伴，造成少年情感匱乏。臨床案例也可見：如研究中一名受訪少年因經濟貧困而被迫送養，與父母、手足分離，幼年即失去依靠，導致其成長過程高度渴望情感連結（見）。這類背景下的少年，自我價值感與安全感脆弱，對外界誘因（如高薪承諾）特別敏感。

家庭因素的心理機制鏈接

家庭因素如何具體影響少年涉入車手行為？可從依附與情緒調節兩路徑來分析：

• 依附與價值觀扭曲：缺乏穩定依附的少年容易對金錢或權力產生過度渴望，視其為安全感或自尊的替代品。詐騙集團恰利用這點，以「快錢、體面」的語言吸引他們，讓少年認同「錢就是出路」的扭曲價值觀。
• 情緒調節不足：高衝突或功能不良的家庭常導致少年缺乏有效情緒抒發與壓力因應的模式。他們更可能用冒險或違法行為來逃避負面情緒或填補情感空缺。當外界誘惑出現時，他們的衝動控制力較弱，難以抗拒高報酬的誘惑（尤其在壓力時期如寒暑假）。
• 道德與同理心缺失：在缺乏正面家庭教育的環境中，少年較容易形成「中立化」的認知扭曲（Cognitive Neutralization）。例如，調查中多數車手將被害人去個性化，以「只是提款罷了」、「都是陌生人賺不了就成全他們」的想法自我辯護。這種扭曲使他們對詐欺行為的道德重視降低，同理心也受損。家長的角色本應灌輸是非觀和同理心，但疏於教導或家庭教義混亂時，少年更容易全然投入團夥價值（如郭文宣[2019]所述，車手群體以「以錢為核心」形成次文化）。

典型家庭情境示例

結合上述發現，可歸納幾種高風險家庭類型：

1. 功能失衡家庭：父母離異或單親，高衝突爭執、情感缺乏。一方面孩子渴望關注，另一方面又害怕家中壓力而尋找逃避途徑。
2. 經濟匱乏家庭：家中失業、債務或多子女環境；孩子自小認為金錢稀缺且重要。此類少年可能早熟地承擔家計壓力，看到詐騙的高報酬就難以抗拒。
3. 監護薄弱家庭：忙於工作或過度自由放任的父母，對孩子行蹤及情緒缺乏監督與溝通。少年較易在外尋求歸屬（同儕或犯罪團體），並形成不良行為模式。
4. 價值扭曲家庭：若家庭本身對「違規行為」態度寬鬆或經常行為越軌（如家長不當投資、投機），孩子可能早已習得將金錢利益置於道德之上的思維。

心理機制詳述

認知扭曲

詐騙車手少年常見的扭曲認知包括：

• 正當化 / 中立化犯罪：如「只提領不是真正騙錢」、「大人做得我能不做嗎」等觀念，將自己行為合理化。此時同理心缺失，視被害人為數字或「犧牲者」。
• 非黑即白思維：例如「只要我賺錢，學業就不用在意了」，或「沒錢活不下去」，忽視灰色地帶。這種極端思維阻礙正確評估風險。
• 錯誤的正面期待：車手多被洗腦「犯法無懲罰」的神話，如「小孩子做這種案不會被關」、「報警沒用，只會扯上自己」。此類扭曲減低了害怕後果的心理障礙。
• 自我責任偏差歸因：事後若聽信集團恐嚇說「都是你搞砸了，我們損失錢」導致威脅升級，少年可能內疚自責，不敢尋求援助。此時其認知失調（造成自己或家人危險的想法）與情緒壓力都極高。

延遲折扣

延遲折扣 (Delay Discounting) 指個體對未來報酬的低估與對即時報酬的偏好。車手少年面對「今天提領5千 vs 兩週後拿1萬元」的選擇時，往往由於衝動傾向與急迫需要，偏向直接的「解渴」選項。這與典型青少年大腦仍在發展、前額葉控制不足有關。在家庭教育較弱的背景，少年較缺乏衡量長期後果的訓練，使得高報酬即時獲得的誘惑更難抵抗。

間歇性強化

詐騙集團對車手的報酬往往採用間歇性增強：初始任務完成後給予小額報酬或成就感（例如第一次提領成功獲數千元），這種隨機性或不固定的獎賞極易增加行為的成癮性（如同賭博機制）。當報酬不穩定且難以預測時，心理學研究指出行為反而更難消除（「偶爾中獎會上癮」原理）。少年一旦嘗到少量甜頭，就更容易「再試一次」，逐步加深投入，與物質成癮中的間歇強化機制類似。

同儕與身份認同

同儕影響力在詐騙車手情境尤為顯著。許多少年是透過朋友介紹加入。一旦進入團體，車手身份帶來成人般的「擔當感」與「歸屬感」：他們被稱為「車手」、「勝利者」，賺錢的短期成果亦提升自尊。群體內的價值觀以金錢為核心（見郭文宣[2019]）。從社會學角度看，這形成一種次文化──群體內部相互招募、相互取暖，一起「對抗」社會規範。對原本家庭疏離的少年而言，犯罪團體反而成了臨時「親密圈子」。這種身份認同一旦確立，離開團體就意味著失去自我定位，使少年更難自行退出。

羞愧與污名化

青少年車手被逮後普遍經歷羞愧（shame）和污名化。他們深知行為違法、卻難啟齒求助，往往默默承受法律與社會制裁。調查中，有車手表示「想報警但怕自己也會有事」、「不想連累家人」。這種羞愧進一步阻斷了尋求正向援助的可能，使得法律與心理介入更為困難。在心理治療中，需要特別處理其負面自我評價與自責情緒。因為若無法緩解羞愧心理，即使正式教育或處遇，也難啟動真正的改變動機。

介入模式

結合上述機制，本研究提出以MI與CBT整合的多層面介入模式。介入可分：個人層、家庭層、系統層，並設計短期（6–8次）的會談計畫，確保在司法觀護、保護管束或安置機構中即可實施。下表列出範例性6次會談大綱：

示例對話說明：例如第2次「利弊分析」時，可詢問「做這份工作的好處是什麼？壞處有沒有想到？」並給予中立反映（MI），同時在安全前提下指出可能的法律後果（CBT事實教學）。第3次使用認知重建法，幫助少年檢視「反正小孩子不會事」等偏誤思維。中的受訪少年就曾提及把被害人「去個人化」來降低道德衝突，介入時則需溫和挑戰此想法，例如「假如受害人是你家人，你還會這麼想嗎？」。整體而言，初期側重建立安全感與動機（MI），中期著重認知重組與技術訓練（CBT），末期整合家長與社會資源，強化少年信心與自我效能。

家庭層介入

由於家庭因素關聯重大，介入需納入親職參與：

• 親子會談：協助家長和少年在心理師引導下開啟對話，如調整期待、傾聽需求、共同擬定家庭規範。
• 教養訓練：教育父母理解青春期心理（參考），避免過度控制或放任。學習適度關注孩子情緒，而非只關注行為表現。
• 家庭重塑：針對家庭衝突進行調停，例如協助化解親子間的指責情緒，引導家長以支持態度協助孩子修補傷害感。

系統層介入

• 團體支持：組織同儕團體或團體輔導，主題可含「反詐教育」與心理成長，同儕中正向影響可替代原不良群體。
• 校園與社工合作：學校輔導員與社工應提高警覺，對貧困、問題行為的學生主動聯繫服務，並將反詐知識納入職涯/生活教育。提到司法趨勢與教育部已有宣導示例。
• 司法支持：在觀護或保護處分過程中，將介入計畫納入處遇方案，並與安置機構同步，確保連續治療與社會適應訓練。例如，可參考**「觀護輔導」**課程加入防詐騙及就業技能訓練。

會談逐次表：如下以表格方式呈現每次會談的目標、使用技術與範例對話，便於臨床操作：

上表是範例流程，可依個案進度彈性增刪。關鍵在於逐步遞進：先建立信任與自我覺察，再進入認知調整與技能訓練，最後整合家庭資源與預防策略。

實務應用情境

該介入模式需在各種實務場域中靈活運用，以下為常見情境及相應做法：

• 司法保護處遇：針對涉案少年，法院裁定觀護或保護管束時，可將本介入方案納入處遇計畫。例如在觀護所或機構，每周安排上述會談，由受過訓練的心理師或輔導員執行。法務部矯正署資料亦強調對青少年傾向犯罪的認知干預，如Cognitive Intervention，已被證實能有效減少再犯。
• 觀護/安置機構：如少年之家、少年觀護所等，可結合教育與技能訓練，並安排團體輔導課程。例如設立「防詐騙與生活技能課」，邀請警政機關宣導真實案例，輔以心理師帶領的反思活動。觀護人員可利用預估風險的評估表（日後建議工具）辨識高危少年，主動提供一對一輔導。
• 學校與社工合作：對於尚未入案但疑似有風險的學生，學校輔導團隊與社工可採原地預防。校方可辦理「數位詐騙與青少年」講座，穿插心理健康知識；社工則至社區低收入或單親家庭，進行家長教育與青少年團體，早期發現經濟壓力下的求職誘惑。教育部已有教材提及詐騙防範，未來可整合本專論內容至青少年安全教育課程。
• 跨部門協作：建立警政、教育、社福、司法等單位合作機制。警政機關可將騙場訊息通報學校，學校輔導與社工據此評估和介入。法務機構可考慮加強家長法律責任宣導（如天網）；社工與心理師可提供創傷知情（Trauma-Informed）照護，減少少年車手的復發率。

舉例說明：假設某地方法院觀護人員發現一15歲少年疑似因家境貧困涉詐騙取款案，則可依上述階段進行輔導：先由觀護官與少年建立信任（Session 1），再由心理師展開系列會談。家訪時可邀請父母一起參與座談（Session 5），評估家庭功能與溝通問題。後續將此少年納入機構輔導人員的監督名單，並與其學校輔導室保持聯繫，預防脫軌行為。整個過程可記錄在案，作為改善家長觀念與社會教育的個案經驗。

風險評估工具建議

鑒於家庭、個人與同儕因素的複雜交互影響，建議發展整合性的風險評估表，以輔助臨床判斷。評估表可涵蓋以下四大面向，每個面向列出核心指標：

• 家庭功能：家庭結構（單親、隔代）、親子依附（互動頻率、情感支持）、經濟狀況（貧困、家用失衡）、管教方式（過度嚴厲或放任）。臨床指標如：對父母需求感、家庭衝突頻率。
• 個人特質：衝動性（行為控制能力）、風險偏好（尋求刺激程度）、價值觀（以金錢為重程度）、同理心水平（對他人傷害的反應）。指標如：是否有過冒險行為、對違法後果的認知程度。
• 心理狀態：自尊感（是否自卑或自大）、情緒困擾（焦慮、憂鬱程度）、求助態度（是否容易逃避）。例如：是否存在嚴重羞愧或自責情緒。
• 社會支持：同儕影響（是否混跡於偏差團體）、朋友組成、參與正向活動程度、學校或工作狀況。指標如：是否已有相關前科或被誤用。

可採加權評分方式判定風險等級，並對高風險項目給予特別關注。上述評估表應同時提供家長與師長填答版本，以獲得多角度資料。評估結果可納入個案會談計畫，決定介入重點（如若家庭功能極差，則優先強化家庭干預）。

討論

政策與預防建議

• 強化家庭支持：政府應推動弱勢家庭支援政策，如經濟補助、親職教育和家庭諮詢服務，減少經濟壓力與親子衝突源；學校輔導機制應及早介入青少年情緒或行為異常的家庭背景學生。
• 教育宣導革新：目前防詐教育多針對成人或電話詐騙，建議針對青少年重新設計教材，強調識別車手招聘陷阱、強化批判思考、推廣電子金融安全；並透過角色扮演與情境劇等方式實施。
• 跨部門整合：建立警政、教育、社福等單位的快速通報機制，讓疑似車手個案能在第一時間受到心理輔導，而非僅依靠刑事處分；推動「少年犯罪預防與早期介入中心」，集中各領域資源。
• 司法改革：對於涉案未成年車手，除依法處理外，應加大矯正輔導力度；例如增設少年專用觀護教室、優先安排接受心理治療的名額；同時進一步明確父母連帶賠償責任，使家長更重視孩子行為改變。

研究限制與未來方向

本研究整合了相關文獻與警方資料，但仍受限於現有研究數據多偏向犯罪學視角，且多為個案訪談或警政報告，缺乏大樣本量化研究。未來研究可從發展心理學和神經科學角度進一步檢驗上述機制（如測量車手青少年的決策過程、生理反應等）。此外，對介入方案的效果評估需要更多實證，比如隨機對照試驗來驗證整合MI/CBT對減少再涉案率的成效。

臨床與社會意義

本專論將青少年車手行為視為多因素交互結果，並提出具體介入策略，對臨床工作者、教師與政策制定者都有參考價值。臨床上，透過系統化的CBT/MI介入與家庭支持，有助於及早打斷犯罪成長曲線。社會上，唯有認識家庭功能缺失與心理需求，並提供適當支持，才能真正防患未然，而非只在犯罪發生後才匆忙應對。

結論

青少年成為詐騙集團車手，是家庭環境缺失、個人脆弱性與詐騙集團精密策略共同促成的結果。本專論分析了家庭疏離、高衝突、經濟匱乏等因素如何透過不安全依附、情緒調節不足與認知扭曲等機制，使少年易被詐騙團夥招攬。在此基礎上，提出結合認知行為療法與動機式晤談的介入模式：透過逐步的個人與家庭輔導，修正錯誤認知、強化內在動機、重建家庭支持系統，並結合教育與司法體系協同作業，以降低再犯與受害風險。未來需持續追蹤介入成果，並從政策面加強少年保護與數位素養教育，共同為青少年打造更安全的成長環境。

參考文獻（優先政府報告或原始研究示例）：臺北市政府警察局少年警察隊（2020）；臺北市政府少年輔導委員會報告（2017）；新北市政府警察局少年警察隊研究（2020）；劉晏如等（2024）青少年與依附關係研究；香港社署青春期大腦報告；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