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為長期觀察司法與心理發展的專家，近年來我觀察到一個令人心驚的趨勢：許多家長發現孩子突然手機不離身，通話時避人耳目，且頻繁出入超商或銀行。孩子可能開始穿戴昂貴的名牌球鞋、更換高階手機，對日常零用錢不屑一顧，卻對收入來源諱莫如深，僅以「偏門工作」、「幫朋友忙」或「領公司貨款」等模糊辭彙帶過。為什麼在法律嚴查下，少年涉入詐欺的比例反而急遽攀升？這不僅是治安漏洞，更是一場精準的「心理獵殺」。
1. 犯罪市場的「替代效應」：詐騙已取代毒品成為首選
根據司法統計，台灣青少年犯罪結構正在經歷一場「典範轉移」。111 年的數據顯示，詐欺嫌疑犯增加了 1,421 人（增幅高達 31.53%），同期的毒品犯罪卻減少了 1,015 人。
這反映了犯罪集團極度理性的「獲利/風險比」邏輯。對組織而言，販毒刑責重、查緝嚴；而詐騙則被包裝成「獲利快、風險低」的選擇。在 12-17 歲的少年詐欺犯中，擔任「車手」的比例極高。在犯罪集團眼中，這些少年並非真正的「兄弟」，而是隨時可替換的「耗材」。他們利用少年對法律的無知，拿孩子的青春去換取組織的暴利。
2. 大腦的「油門」與「煞車」失衡：他們真的「沒想那麼多」
在晤談室裡，最常聽到車手少年說：「我那時候真的沒想那麼多。」從神經心理學的「雙系統模型」來看，這並非藉口，而是生理現實：
社會情緒系統（油門）
對金錢獎賞與同儕認同高度敏感，在青春期早期即已成熟。
認知控制系統（煞車）
負責風險評估與衝動控制的「前額葉皮質」，通常要到 25 歲 才會完全成熟。
面對「領錢一次賺五千」的誘惑，少年的「油門」猛踩，但「煞車」根本還沒裝好。再加上「個人神話」（Personal Fable）心理，讓他們產生「我比警察聰明」、「只有倒楣的人才會被抓」的錯覺。這就是為什麼傳統「嚇唬式」的教育（如：強調會被關）對前額葉發育未全的少年往往無效。
3. 一人當車手，全家背債： 「343 萬」的現實檢核
許多家長誤以為「孩子被關一下就會乖」，卻忽略了毀滅性的民事代價。依據《民法》第 187 條，未成年人侵害他人權利，父母必須負連帶損害賠償責任。讓我們進行一次「現實檢核」：
高雄地院判決案例：
一名少年擔任車手 3 次，領取佣金 9,000 元，看似高薪，但其代價如下：兩名少年擔任車手領取數千元佣金，導致被害人損失 443 萬元。法院最終判決少年與其父母需連帶賠償被害人 343 萬元（扣除已和解部分）。
「獲利 9,000 元 vs. 負債 350 萬元」，這是不折不扣的負數時薪。孩子坐牢是國家的處罰，但賠償是家庭的重擔，高額債務往往導致家庭崩潰，形成貧窮與犯罪的惡性循環。
4. 語言的糖衣陷阱：當「幫忙領錢」被合理化
詐騙集團是操縱語言的高手，他們在社群平台上使用大量中性辭彙進行「合理化」（Mollification）。家長若在孩子對話中聽到 「水商」、「控台」、「照會」 等特殊術語，必須提高警覺。
他們將犯罪行為包裝成「行政助理」或「領公司貨款」。由於詐騙過程多隔著螢幕，少年未曾與受害者面對面，這種 「去人性化」（Dehumanization）機制導致同理心斷線。對少年而言，那只是一串數字，而非一個家庭的救命錢。這種語言框架徹底瓦解了少年的道德防線，讓他們在犯罪時毫無罪惡感。
5. 大哥的「義氣」是假，拿你「擋子彈」是真
詐騙集團常利用「擬似親屬關係」（Fictive Kinship） 來吸引缺乏歸屬感的少年，給予香菸、消夜，塑造出一種「只有大哥懂你」的假象。但法律真相是殘酷的。
根據《組織犯罪防制條例》，成年人若招募未滿 18 歲之人加入犯罪組織，必須 加重其刑至二分之一。這正是大哥躲在幕後的真正原因——他們深知法律的利刃，因此刻意利用少年當擋箭牌。所謂的「義氣」，本質上是 「拿少年的前途，換取大哥的安全」。
結語：在墜落之前，建立家庭防護網
面對詐騙集團的精準獵殺，我們不能只看見孩子的行為偏差，更要看見他們內心對歸屬感與自我價值的渴求。家長應掌握以下「三要三不」原則，在孩子墜落前拉住他們的手：
【三要】
- 要冷靜求證： 觀察孩子是否有異常經濟行為（如：突然有來路不明的現金或多支手機）。
- 要法律現實感： 明確告知孩子民事連帶賠償的後果，讓他理解這不僅是「關幾個月」的事，而是全家人的經濟危機。
- 要尋求專業： 發現異狀時，主動聯繫學校輔導室、少年隊或心理諮商資源。
【三不】
- 不直接指責： 標籤化與羞辱只會將孩子更推向犯罪組織的懷幫。
- 不私下隱匿： 以為幫孩子賠錢就能息事寧人，往往會讓犯罪集團食髓知味，持續威脅。
- 不輕易放棄： 涉案時期是孩子心理最脆弱、也最需要正確導引的時刻，家庭的支持是他們復歸社會的關鍵。
當我們只看見孩子的行為偏差時，是否漏看了他們內心對歸屬感與自我價值的渴求？唯有識破犯罪的「糖衣」，讓孩子看清現實的代價，防護網才能真正生效。